《线的文化史》，[英]蒂姆·英戈尔德著，张晓佳译，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288页，62.00元日本科幻小说家伴名练的短篇小说《平滑世界和它的敌人》（收于《平滑世界和它的敌人》，丁丁虫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作品设定人类开发出一种名为“乘觉”的第六感，可以自由穿梭于平行时空当中，这样一来世界就变得无比“平滑”——无论在何时何地遇到问题，人只要调动“乘觉”前往新的时空，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美丽新世界”，却依然有它的敌人。有人开发出一种可以屏蔽“乘觉”的药物，结果一场意外事故让一名制药厂员工不慎失去了“乘觉”，这名员工出于报复心理，试图向社会投放这种药物。故事接下来的走向乍看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当人的所有经验都可以自由索取、无限重来，“一生一次”的体验反而变得弥足珍贵、令人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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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个世界虽然还做不到“来去自由”，但它的确是在向“平滑化”迈进。今天的人们足不出户便能接收全球资讯，轻点鼠标即可与世界另一端的人“实时互联”，更不必说种种方兴未艾的“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其实就是在为人类提供自由穿梭于平行时空的可能。然而这种“平滑”也滋生了诸多问题，譬如它的脆弱性——我们几乎无法忍受自己或是他者“不在线”或是“掉线”；再如当现实世界被置换为“屏幕世界”，“避开现实而紧盯屏幕已经成为现状。屏幕训练我们去顺应和满足现状，而我们已经开始接受这种现状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荷兰]诺伦·格尔茨：《虚无主义》，张红军译，商务印书馆，123页）。

基于这样的前提，英国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的这部《线的文化史》今天读来格外有趣。由人类的制线行为（line-making）入手，英戈尔德考察了“线”作为一种现象，在人类实践中的存在及其演变。在他看来，作为主体的“实线”曾经是人类创造与漫游活动的必然结果，正是这些实线构建了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然而当这些实线固化为范本，行为本身也被压缩成“点”，只能通过点与点的对接形成虚线，“向上连接”（joining up）。无疑，“向上连接”的世界因省去了“制线”的过程而变得平滑，但也孕育着危机——需要有人与之为敌，才能保持微妙的平衡。

蒂姆·英戈尔德“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蒂姆·英戈尔德是一位人类学家，曾任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人类学系主任，现为该系荣休教授。这项关于“线”的研究开始于2000年，英戈尔德最初是为了完成一个名为“来自过去的线条：通向铭写实践的人类考古学研究”的讲座，然而经过三年的准备，他对“人类制线行为”这一主题的兴趣越发浓厚；与此同时，他又在2002至2005年间参与了另一个重大项目——“学习是实践中的理解：探索感知、创造力和技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两个主题叠加，先是有了2003年在苏格兰皇家博物馆如期举行的讲座，然后是2005年由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资助的科研项目“线的比较人类学探索”。再然后，才有了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

于是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便与它所探索的主题形成了呼应：一开始是一根线（一个主题），随着研究的深入，这根线变成了“线缕”（threads），“线缕是某种细丝，它可能与其他线缕缠绕在一起”（58页）——两个研究主题的结合，恰似线缕的缠绕，最终形成一件“成品”。而从人类生活中的“毛线球、纱线、项链……”到“动物的身体，它们的外部毛发和羽毛、触角和胡须，以及内部血管和神经系统，也可以理解为一束束复杂地连接起来的线”（59页）——这些都诠释了英戈尔德在讨论“线”的问题时的首要前提，即世界（可以理解成）是由线构成的。

但本书并非从这一前提入手。在第一章，英戈尔德提出并试图解答的问题是言语和歌曲的区别，或者二者从何时起开始“分庭抗礼”：“当我们听音乐时，无论是声乐还是器乐，我们关注的肯定是音响本身。……（而）口头词语的意义既不在于它们的音响，也不在于它们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人们认定它们隐藏在音响背后。”（第9-10页）不难看出，二者的区分在于“音响”作为意义本身的留存与否。这种区分直到中世纪还尚未发生，而是一个现代现象，指向的是书写的消亡——“对书面词语的观看是形成形象最根本的必要条件”（14页），而早期手迹原本可以在书面词语当中保留音响的成分。

基于同样的道理，前现代的音乐作品（work）指的是亲身表演，而非预先创作，“（在十八世纪末期音乐作为一种自律艺术独立出现之前）每一次表演都应该符合预先在记谱法中做出的详细规定的理念根本不存在”（18页）。这也就意味着，书写——从早期手迹到规范化书写与印刷，与歌曲——从亲身表演到固化为乐谱，它们的演化本质都是一种净化。通过这一过程，文字被固定在纸面上，成为静默的形象，音乐则变成纯粹的音响。

在被固定于纸面上之前，文字——“文本”（text）又与“纺织品”（textile）同源，二者皆由“编织”（texere）派生而来。将“结绳记事”看做文字的起源之一并非创见，但在英戈尔德的定义中，这一时期的文字特指“线缕”，而它接下来的形式“铭写”（inscription）则指向另一种“线”，即“痕迹”（traces）。英戈尔德援引《文心雕龙》中的“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总结这一过程：“显然，他（刘勰）所想的（文字起源）是基于类似鸟兽足迹的铭写痕迹的记法系统取代了基于打结或环状线缕的记法系统。”（88页）更进一步，在中国传统中，“文”与“字”又是不同的概念，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指出“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在这里，文字由文（象）到字（迹）“孳乳”（派生）的过程得到了进一步细化。

但就作者的主题而言，无论是作为线缕的结绳，还是作为痕迹的铭写，对于文字本身作为一种线的存在而言并无根本影响。真正的变化来自谷登堡，或者说，当印刷取代手抄，书写消亡，作为作品的文字才真正开始与上述两种实线分离：

手抄本中所画的平行直线——字母被排列在其间——的原型就是织布机上拉的经线。最初，这些平行直线是被刻出来的，而且和经线一样，是模糊的或看不见的。当谷登堡 （Gutenberg）采用平织体作为他的第一款印刷字体时，线就完全消失了。起初是通过经纬交织形成的东西，最终成了在事先准备好的表面上压印出被预先排列成行的预制的字母形状。那时起，文本不再是被编织的，而是由离散的图形元素拼接装配而成。转变完成了。（94页）

这种转变在根本上，是文字作品的创作过程从作者的手写，变成了印刷工人的压印，“印刷术打破了手势和图形铭文之间的亲密联系”（37页）。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中世纪的读者是纸上的漫游者，而现代读者更像是拿着景点手册的游客，他们所能遇到的一切都“尽在掌握”。与此同时，现实世界中的漫游也在经历同样的转变——或者说终结。

从地方式（topian）到乌托邦（utopia）

与文字作品从手写到压印的转变类似，英戈尔德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讨论了人类的移动方式从远足（wayfaring）到运输（transport）的变化。远足者本身是一条线，“你在广阔的地域中留下一条径迹，寻找着另一条可能将你引向猎物的线存在的迹象”（101页）；而“运输是以目的地为导向的”，“与其说这是一种沿着生活道路产生的发展，不如说是将人和货物从一个地方跨过一段距离运载到另一个地方而使其保持原封不动”（104页）。随着漫游者定居下来，采集渔猎让位于资源的集中与再分配，人类移动的意义从远足转变为运输，而群体结构也随着道路的生成不断扩大，从村落到国家，乃至帝国。

然而在这一转变中，线并没有消失，但它内化到了表面之下，正如文字被固化在纸面之上。“栖居者的生长线和运动线织入了其织地，并由此织入国家本身。每一条这样的线都无异于一条生活道路。”（108页）这种变化进一步颠覆了线及其“编织”的意义，使得探索的建构——“相互交织的线组成的复合体”——变成了殖民的织网（meshwork）：

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帝国势力不时试图占领这个有生命栖居其中的世界，他们看到的不是一团踪迹，而是片空白的表面，可以在上面建立一个连接线的网络。这些接线是占领线。它们使人力和装备得以向外扩张，并从抵达的定居点和开采点那里攫取财富回来。和远足实践形成的路径不同，这类线是在交通往来发生之前就已经勘测和建造好的。它们通常是笔直的、规则的，只在统治的节点处相交。它们会跨过整个国家，在交织于其中的栖居线上肆意妄为，切断这些线。例如，一条干道、铁路或管道会切断附近的人类和动物经常走的小道。但是，占领线不仅相互连接，它们还将被占领的表面分割成领土区域。这些边境线的修建也是为了限制人们的活动，而不是为其提供便利，会因为恰巧经过栖居者的踪迹而严重扰乱他们的生活。正如小说家乔治·佩雷克 （Georges Perec）所言,正是由于这些线，“数百万人丧生了”。（112页）

帝国统治总展示出某种玄学倾向。统治者习惯于将实在的与外在的痕迹“虚化”“内化”，以此统治他们实际上无力统治的部分。“摇摇，走走，摆摆。只有这一个办法能摆脱他。他统治世界，但没有权利统领移动中的东西，他知道，我们身体的移动是神圣的，只有动起来、离开原地的时候，你才能逃脱他的魔掌。”（[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云游》，于是译，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但可悲的是，“云游”总是一种特权，对于多数人而言，生活是一成不变且难于改变的。

固化的生活道路最终指向地点的取消，整齐划一的存在或移动方式“预设了一个‘空旷的’、没有地方性的空间——一个乌托邦。它抹去了它经过的地方”（107页）。而这种抹除的进一步结果甚至注定不会是乌托邦，而是无地方（placelessness），是荒诞景观（absurd landscape）之丛生——“对景观欣喜的体验已属过去，当前普遍存在的是对景观的疏离感”，“无论对于景观欣喜的体验是否已属于过去，那种能够让我们带着情感去经历或生出司空见惯的厌倦感的景观，才是真正荒诞的景观”（[加]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商务印书馆，2021年，191页）。荒诞与倦怠，正是现代世界与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状态。

向上连接，或直线霸权

由此，英戈尔德自言语与音乐、远足与运输入手的讨论来到了其核心：“生活不是在点上，而是沿着线展开的”（159页），但这样一种生活已经被悄然改变。由于将复杂体（如言语、音乐）剥离成单纯的点更易把握，或是将兼具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运动过程理解成实际上并无可能的“纯粹的运输”更易操控，人们由此形成一种将线压缩成点，进而依赖由点构成的虚线——连接线（connector），进而“向上连接”的思维倾向。这一倾向的最大问题无疑在于它使得行动外在于主体，生命本身不再能够“通过运动为世界不断演变的编织做出贡献”（同前），而只是遗传物质的携带者，为一种看似不言自明的“整体生命”服务。

在这样一个习惯了“向上连接”的世界当中，“直线霸权”既是其现象，又是其注定将会不断加深的后果。所谓“直线霸权”，即直线在现代文化中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标准：理性的人要“直奔他的目标”；“笔直成为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一个明确标志”（209页）；人类进化图中从“原始”到“文明”本身，即是从尼安德特人的低头垂肩到所谓“现代人类”的“笔直”的转变。有人偏爱“直”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笔直性从根本上具有人造的性质。它显然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生长出来的事物所具有的性质”（212页）。直线霸权的本质便是对不受控制（unruly）之物的控制冲动。而当人造物成为最高秩序，危机不言而喻。

于是在这部包罗万象的作品当中，作者最终指向的仍是现代性的经典主题“断裂”。“如果说直线是现代性的标志，那么碎片化的线条似乎也正在成为同样有利的后现代性的标志。”（227页）从根本上，身处后现代的人类面对的是比现代社会——由实线压缩成的点连缀而成的“虚线社会”——中人类更棘手的局面，因为“实线的点”本身正在碎裂，而当直线霸权由此迭代升级为“无线霸权”，人类将顺理成章地进入更加平滑，但也与诸种“反乌托邦小说”越发相似的世界：一切似乎都唾手可得，但又无迹可寻——于是人们一无所有。

“巴罗克风格与本质无关，而与运作功能，与特点相关。它不断地制作褶子。褶子这东西并不是巴罗克风格的发明：已有来自东方的各种褶子，希腊的褶子，罗马的褶子，罗曼式褶子，哥特式褶子，古典式褶子……但巴罗克风格使这些褶子弯来曲去，并使褶子叠褶子，褶子生褶子，直至无穷。”（[法]吉尔·德勒兹：《褶子》，杨洁译，引自《福柯·褶子》，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149页）从某种角度上说，英戈尔德的“线”，与德勒兹的褶子异曲同工：于一时之间，它们都是“平滑世界”的敌人，经由它们，人们姑且可以在无限平滑当中觅得些许把握；而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之上，它们才是无穷世界的组成。我们制造线，制造痕迹，制造我们的存在，而世界将再次由我们编织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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